赌博与中国人的公道精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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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5-11-19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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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与中国人的公道精神原则



     早期来华传教士都吃惊的注意到,中国社会存在复杂等级秩序,可他们生命平等观念却根深蒂固,甚至得出中国人是天生的无神论者或泛论者。这些传教士固然没有看到中国人对捉摸不定的偶然性的迷恋,中国人坚信:人生得失不过一时命运偶然之数,它的公正性使得一切芸芸众生都愿赌服输。所以,在中国兴起一种风水与天象之说的玄学,其目的便是揭开或者把握一种天机之常数,如《易·系辞传》有言: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它可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要学科,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他们都对不确定的“天机”倾斜性充满幻想,希望通过努力使它更偏斜自己,即幸运。中国人“天人合一”宗教观念中充满了世俗主义色彩和天道公正精神。  


道家对“天道”赋予超凡脱俗的自然主义理想,相比之下,儒家把它作为一种权威意志与世俗秩序而加以发挥,历史证明了儒家的天道观更切合社会实际,并作为几千年封建王权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天道公正精神赋予道德实践,主张通过“尽心知性知天”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由此可见,天道公正精神的原始实践不过是从“抽签”中得来的一种策略经验,却使它发展成中国人的宗教、政治与文化的传统基点。这恐怕是国学者难以接受的结论,可事实真相总是那么简单,而非人们揣测那么复杂。



如果探究抽签搏数这一行事决策方式,它显然是原始社会集体生活中一种普遍决策手段。原先局限于血统氏族范围,家长的决定权不但是绝对的,其公正性也是有效的,随着氏族集团扩大发展,组织结构发生质量的变化,血亲关系已不但无法保障权力公正性,反而导致更大不公正性,解决这一原始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人们便通过抽签行使公共权力。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不排除原始社会一开始就是通过抽签搏数方式来决定集体的大小事务,殷墟出土的商代文字显示,统治集团问卜几乎不分大小事,它成了行使国家权力主要策略手段


人类的战争、政治和经济都有很大的博弈性,根源在于最初采用赌博手段。可以说,没有赌博这一经验史,人类的竞争不会改变肉搏这一自然法则。恰是赌博这种非暴力的文明博弈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满足了人类社会和整个历史需要不断洗牌与重组之需要。当然,人类也不可能绝对依照偶然性“天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它作为一种公道精神与价值取向以及秩序原则存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包括历史上一度非常流行的神判司法体系,欧洲中世纪也广泛运用,并结合宗教仪式与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不成文习俗当中保存了这一上古时代的神判习惯法:如甲怀疑乙偷了他家田瓜,可又没有实际的证据;于是,甲便采取散播谣言或公然指桑骂槐的方式,达到起诉第一步目的。这些乡村习俗容许范围,现代司法则属于“诽谤”和“诬蔑”。如此一来,乙不得不出来与甲对质,否则就有被公认是贼的危险。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甲无证据,乙无反证据,甚至发生肢体性冲突,外人更是又无从公断。如此一来,只能请出神明来公断,不如说是一场司法及道德的豪赌。首先,摆设香案,体现神明的公正与严肃,双方当事人跪拜和对天发誓,最终通过赌咒来惩罚是非,如“断子绝孙”和“不得好死”之类。假如当事人双方态度诚笃而又互不退让,即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赌资雄厚,不惜孤注一掷。这时,作为“陪审团”公众就必须出来制止这场“官司”了,乡下人都热中做和事佬,它代表了一种村社精神,因为天谴对村社则是灾难。如果一方中途退出,不肯对天发誓,那等于自认理亏;通常事情都很有戏剧性的,心虚理亏一方不会豪赌下去。  


  另外一种情况,受害人可以直接向天起诉,村妇们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采取这一天诉手段;如陈诉自己种甜瓜如何付出了千辛万苦,最终被没心没肺之偷去,她一家老少将埃饿受苦,请求老天爷惩罚那个贼,还她家一个公道。通常言辞表现为激烈而刻毒,使得那个暗中的贼听见了也达到一种精神惩罚目的。这一切离不开人们强烈的宗教感情,用今人的说法是“迷信”之故,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欧洲中世纪广为使用神判法庭,中国民间则更多采用巫术判事,如“扶箕”断案,人们坚信上天灵验而公正。于是,用抽签搏数手段来验证是非,一些被错判的冤枉者也表现出再死不辞的豪赌决心,以自杀表达抗诉和讨还清白。中国人在面临屈辱与冤仇时,采取自杀作为报复手段很常见,即把自己性命作为一种惩罚仇家的砝码;意思是你冤枉我了,并逼迫死我了;接下来,你等待上天惩罚吧。可见“天道”公正法则根植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这一切说明了公道与赌博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始同源共性关系。


文章分类: 如何戒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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